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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TED演講─談死亡是誰的權利? ►【今周刊】談死不吉利?你該怎麼好好說再見 

 

台灣常民社會中,慎終追遠被認為是死生大事,喪禮因此在文化中佔據根基式的位置,無論種族、階級,絕大部分的家庭都非常重視人生最後一程的儀式,嚴肅以待。因應工商社會以及家庭型態的進展改變,從許多喪禮現場的觀察發現,現代許多家庭不再用古禮的披麻帶孝,全家一致改用布料舒服的白衣或黑衣,整齊莊重,甚至在祭拜的食物上,也更趨務實。古書記載漢文化古禮幾年幾月的居喪、不剃頭、不修整面容等規範,也不合現代的生活型態,幾乎已經絕跡,因此某些喪禮文化的細節確實跟著時代進展大幅調整,說明禮儀習俗是可以更改重建以配合人民的需要,不是什麼不能改變的禁忌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,民俗成規及傳統習慣,深入民間,表面上台灣雖然步入現代社會,不管是在法律、教育上都在邁向性別平等的理想,跟隨世界其他進步國家的腳步,性別主流化也成為台灣政府施政的趨勢,令人遺憾的,在喪禮文化規範以及常民如何「作喪禮」上,卻又神似傳統社會,許多行之有年的生命禮俗傳統背後的意義,明示或是暗示的帶著貶抑、歧視女性的觀念,陰魂不散的一再維持傳統保守重男輕女的生活模式。最讓人驚悚的是,不同個別的漢族家庭卻有相同「排除與貶低女性」的「作喪禮」的方式,反映父權文化的森林以舖天蓋地的方式,在這個社會禁忌談論的陰暗角落,對於漢人進行一代傳一代的恐怖統治,男性因為天生不勞而獲的優勢,只是因為染色體是男性,變成喪禮的主要決策者,也是落實男尊女卑儀式的行動者,即使無心也往往淪為迫害身邊女性的文化共犯,甚至連女性都內化這套思維,不敢、不能、不會挑戰貶抑女性的作為,同意父權文化的壓迫。

 

從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世界的習俗文化深層結構觀之,在喪禮儀式上,台灣其實不脫父權封建的影子,以下概略點出有待改進的現象:

 

(一)從生理性別的視野觀之,傳統習俗建立在男女二分的基礎上,至今喪禮習俗文化中依然清楚可見強調「男女嚴明二分」的性別存在,儀式反映「男尊女卑」,強化社會「重男輕女」的文化思維。

 

(二)前述的「男女嚴明二分」的文化框架,形同不察並排除「跨性別族群」的存在,因此,不管「跨性別者」為生者或是亡者,皆很難在既有的喪禮儀式中感受到安心自在的對待。

 

(三)既有喪禮儀式同時建立在「異性戀文化機制」上,預設社會所有的人都走上異性戀的美滿婚姻,包括訃聞上的親屬關係稱謂、祭奠儀式、禮俗,皆是圍繞在「異性戀家庭」的預設,因此單身女性、不婚女性、或離婚的女性,因為沒有婚姻附屬在丈夫身邊,因此在喪禮儀式上被迫自動退居次要地位,身後不能回到原生家庭,形同在陰世流離,造成許多女性被迫走入婚姻,或是委屈在品質欠佳的婚姻中;此外,由於異性戀壓力無所不在,象徵恐同的道德譴責,讓不管同性戀、雙性戀族群在活著的時候難以出櫃,喪禮上也無法依隨自己的心意,讓自己的同性伴侶自在陪伴最後的服務,無法像異性戀般理所當然的釋放悲傷。

 

當女性在喪禮中感覺委屈疏離,當女兒身後不能回到娘家;當同性戀族群覺得既有的喪禮看不見同志存在的事實,導致同志無法釋放親密伴侶離去的悲傷;當男性無法在過度強調男性氣概、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的文化下,自在放聲大哭;所有這些都是對於性別人權的壓迫,共同導因於父權、異性戀機制為尊的傳統喪禮文化。

 

台灣社會其實可以更人性,文化習俗可以更慷慨的對待所有的人,不管種族、階級、性別、性取向,都可以在生死文化作為中,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台灣必須要更文明。本文主張:所有的文化儀式,都是人為建構的,如果所謂的傳統喪葬禮俗文化,留給現代人的是一套歧視女性、排除女性、以及忽略和貶低同志族群的文化價值,為建立更有尊嚴的人權社會,我們有責任在這一代以行動中止任何違背性別人權的文化思維。

 

如果這是一個重視性別人權的國家和社會,全國的公民就會有意識的思考如何從自身做起,以行動關切,學習認識生死大事,進而在自己的位置上,落實性別平等的精神,改正違背平等尊嚴的習俗文化。

 

認識主導我們生命的各種文化儀式,不只是重要的生命教育議題,更是改造性別平等文化的具體根基。台灣社會避談死亡議題,家庭當中避諱面對死亡相關儀式,往往會讓人措手不及,以致於難以在關鍵時刻對於自己的終點「儀式」有自主權,更不用說打造一個平權的文化工程。在喪禮中,大部分的人因為對於儀式的無知,將對於習俗的詮釋權讓渡給主導整個儀式的殯葬業者手中,往往被迫淪為「不知所行、行非所知、知非所行」的困境,因此討論它,檢視它,讓它公開浮出檯面,成為公共議題,不只是重要的除魅過程,也是重建平權文化的必要行動。誠如周芬姿教授的說法:民俗是社會結構的反映,也是穏固結構的環結,除非正面去指出不正確與不應當的內容。對於舉行之細節一一予以重新檢討,並重新置入,否則難以扭轉。」[1]

 

事實上,習俗不是自然天生,習俗也可以不要是這樣,就像法律是人為訂定的,習俗也是一群人設計出來的。目前我國的法律並沒有針對人民死亡後如何進行喪禮,進行規範(陳惠馨、劉仲冬,2005)。歷年來社會上出現的喪葬文化議題,較被詬病的往往是行事鋪張、噪音、脫衣舞、濫葬等問題,從報章雜誌上也看見政府企圖改革喪葬文化,不管是從政府出版品[2]以及民間文獻有關改造喪葬文化的探討,皆著重在節約、精簡儀式、環保葬喪、噪音等議題,至於針對葬喪文化內涵一再強化的「男尊女卑」父權文化意識型態,渾然無所知覺,談改革卻不見對於喪禮儀式或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有所反省,[3]直到婦運人士以及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在不同的場合批判與呼籲,倡議與重構性別平等的習俗才逐漸獲得些許的能見度。婦運人士的努力,直接促成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在2004年元月通過我國的「婦女政策綱領」,[4]以「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」的哲學精神,建構婦女政策綱領之基本理念為「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」,其中的婦女教育與文化政策中,明定政府施政必須「改革具貶抑、歧視女性的民俗儀典觀念,落實兩性平等。」內政部也因此委託陳惠馨、劉仲冬(2005)教授進行「我國婚喪儀式性別意識之檢討」研究,這是國內第一個針對現象的系統研究,明白指出漢人婚喪習俗中各種的性別不平等[5]內政部後來也委託婦女新知基金會承辦相關研習,[6]更讓這個議題獲得較多的能見度。在民間部分,關切性別平權的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甚至以民間社運的力量,喚起社會大眾用行動改變習俗文化對於女性的壓迫,在2005年底出版《大年初一回娘家——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》一書,一度在大眾媒體上成為「熱門議題」,曾經在2006年春節造成熱烈討論,也讓許多大眾理解大年初一當然可以回娘家。在講究人權平等的時代,習俗必須隨著時代進步,我們可以重建民間各種祭祀禮俗,讓它體現性別平等的精神。

 

在拆解所謂的「習俗就是如此」的命定論述時,不難發現它的來源經不起分析。事實上,喪禮並非日常生活的例行常態,加上大部分人不習慣談論死亡議題,大部分家庭需要辦喪禮時,多已六神無主,對於喪禮儀式應該如何進行,往往徵詢親朋好友、或是所屬宗教相關人士,或者喪葬業者的意見。陳惠馨、劉仲冬(2005)的研究中也發現,目前影響台灣一般人民舉行喪禮儀式者,主要在於眾多殯葬業者。在鄉下地方,親戚朋友間關係較為緊密,親友的意見影響喪禮的進行。在都市裡,親戚間往來不再緊密,往往只好求助提供服務的殯葬業者。充其量,要如何辦喪禮,也都只是某一群人的「意見」,也就是說習俗也只不過是一群人主觀的意見,絕非不得改變的真理。將習俗「去神秘化」的認識,非常重要,才不會任人擺佈。

 

她們的研究也發現,雖然喪事的主導權在家中男性及長輩,女性想要改變並不容易,但是在實際操作時,她們卻發現幾位受訪的學者,在父母的喪禮中擔任了主要決策的角色,讓喪禮可以更性別平等的運作,特別是祭奠儀式「不要再以男女作為喪禮中角色區別,而是以子女的長幼,來確定男女在喪禮儀式中的角色。沒有內外之分。穿一樣的衣服出現。」兩位學者推測,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部分家庭內的女兒與兒子享有同樣的決定權,另一方面則是階級議題,受訪的女性學者均屬於高級知識份子,同時擁有高社經地位,在照顧父母方面更出錢出力,因此才能對喪禮儀式的內容與方式等有相當的影響力。她們的行動教導我們,在一個民主社會,所有女性跟男性都可以致力一個平等的喪禮,男性不需要一肩承擔父權文化對於男性的過渡期待,必須釋放優勢權力,讓家中女性平等參與決策與承擔責任,一起協力渡過失親的哀傷。女性也不需要自我壓抑,認同父權對於女性的壓迫,勇敢的爭取與堅持作為人的基本尊嚴。

 

務實而言,陳惠馨和劉仲冬在研究結論中指出,「現代社會的法律給予兒子、女兒同樣的繼承權,作為子女在法律上,同樣要負擔對於父母的扶養義務。也因此傳統社會中對於男女(兒女、孫子女)在喪禮地位中的區隔事實上已經沒有實益。」雖然長子長孫被賦予要在喪禮中擔綱,宣示承擔傳宗接代、祭祀祖先的重責大任,但是,她們的研究中也發現,「根據訪談內容,即使有兒子(傳統認為傳宗接代者)也無人願意供奉牌位,最後就選擇買塔為安置。」這樣的發現顯示,時代的改變已經證明傳統喪禮中一味重視長子以及兒子的不切實際。另外,因應少子化以及無子化的社會現實,考量現代離婚、不婚、單親、同志、同居、繼親等等多元家庭型態,更是突顯前述父權文化喪禮儀式的不合時宜,極需與時俱進。誠如推動往生契約概念的鄧文龍教授所言:「目前台灣社會逐漸進入少子化與無子化的時代,葬禮其實已經受到很大的衝擊,不見得一定是有男性的後代,強調男女平等很重要,也要因應每個家庭不同的特性而改變儀式流程。[7]

 

「多元」性別平等「共治共決」的喪禮儀式如何可能?

 

在邁向民主進步國家的路途中,我國政府所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政策,也以「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」,作為各級政府施政必須「改革具貶抑、歧視女性的民俗儀典觀念,落實兩性平等」的指導原則,在施政方向上值得肯定。但是,貼近常民生活的教育工作者,必然理解性別平等的改革,有賴社會民眾在日常生活當中,培育深刻的平權意識,日常生活中就努力落實平等精神,男性必須願意看見父權文化對於女性的壓迫,因此願意投身一起成就性別平等的家庭與社會。這樣的理想有賴更多的教育解構。

 

談性別平等時,不是只有看到「男女兩性」,還要看到前述的習俗文化根本就是建立在「異性戀設計」上,因此,建立性別平等的喪禮文化,也要誠懇真實的考量身邊的男女同志兄弟姊妹,讓他/她們有平等的參與決策的權利與權力,以及在國家還沒有進步到合法化同志婚姻之前,如果是他/她們的喪禮,也要尊重他/她們生前的伴侶可以有權參與同志生命最後一程的典禮。在恐同主義仍然統治著台灣社會的現實下,爭取同志人權也要奮力加入習俗的重建工作,這當然不